滕州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

       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，教师经常会面临道德冲突的困惑。例如，对于补课，教师明知道过多的补课会减少学生的休息时间，不利于学生身体的健康发展，但升学指标、考试成绩的压力又迫使教师不得不争着挤占学生的课时。诸如此类的教师道德冲突现象屡见不鲜。就冲突实质而言，乃是教师选择成为“理性人”———最大化个人利益，还是选择成为“道德人”——最大化学生利益（或社会利益）之间的冲突。

　　社会学家认为，上述道德冲突是由教师在学校中扮演的双重角色造成的。一方面，教师是作为“教师”的人存在，是社会道德的代表者。教师的一言一行处处都要遵守“规范”、体现“规范”、传播“规范”。另一方面，教师又是作为“人”的教师而存在，也必须吃饭穿衣，靠劳动来生活，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追求。作为“人”的教师不同于作为“教师”的教师，他们不是社会规范的客体，和其他作为主体的人一样，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塑造社会规范。因此，教师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，而不必时时恪守社会规范的限制。由于两种角色的内在冲突性，使得扮演双重角色的教师经常会陷入上述道德冲突的困惑。

　　那么，教师究竟应成为“理性人”或是“道德人”？其实，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。首先，教师社会道德代表者的身份和教育工作本身的内在规律，决定了教师应该是而且必须是“道德人”。这是因为，教师首先是受社会委托来到学校教育年轻一代的，承担着引导年轻一代顺利社会化的职责。其次，我们在看到教师“道德人”一面的同时，也不能否定其“理性人”的一面。教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学校也不是世外桃源。教师作为一种职业，现阶段仍是谋生的一种重要手段。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得社会报酬，赢得社会尊重，实现自身的价值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排除工资、奖金、职称、职务晋升等物质和非物质利益对教师的激励作用。只有教师获得物质和非物质利益的努力和培养学生的目标相一致，教师“理性人”的身份才与“道德人”一样，才能有益于教育学生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教师既可以成为“理性人”，也可以成为“道德人”，或两者兼而有之。如果教师工作的信息完全、制度设计合理，我们无须刻意强调教师某一方面的特征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信息不完全、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结构的常态。在中小学，教师的工作成果主要表现为培养学生的数量和质量，而学生的质量高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，并不完全取决于教师为学生无私奉献的程度。这样，教师无私奉献的程度就成为一种不可观察的不对称信息。当不对称信息出现时，它往往会诱发教师出现两类道德冲突情况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。

　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学校不可能直接根据教师道德水平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报酬，激励其最大化学生和社会的利益。它只能根据一些外在的指标，如学生的考试成绩、升学指标或教师个人的一些特征，如教师的职称、学历、资历等，来等价于教师工作的努力程度。这样选择成为“理性人”的教师，就会在最大化学生利益或最大化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。如果通过最大化学生利益给自己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，教师就会选择“道德人”的行为，服务自己的学生。

　　反之，当收益小于成本，教师就会放弃成为“道德人”，转而寻求其他替代手段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，这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学生利益，出现逆向选择。同样，选择成为“道德人”的教师，由于其最大化学生利益的努力不能得到充分承认，有时候其最大化学生利益的努力甚至会和学校、教师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承受巨大压力，长此以往，教师作为“道德人”的动机和行为也必然会发生动摇，从而诱发道德风险的危机。

　　因此，解决教师道德冲突问题，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教师道德的批判来实现。一味“神化”教师，把教师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、高不可攀的“圣人”，把教师的德性无限上纲上线，或片面地贬损教师的“理性人”一面，庸俗化教师，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。教师内在冲突的强烈程度，关键还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教师评价标准和教师管理制度。